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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Facebook到滴滴出行:平台的黑化

从Facebook到滴滴出行:平台的黑化



2018年是互联网平台公司的“黑化”之年。


此前,它们是创新先锋、财富偶像、天之骄子;现在,越来越多人觉得它们为富不仁、飞扬跋扈、敷衍塞责。


在美国,黑化的平台以Facebook为代表。在沸沸扬扬的“通俄门”、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之后,扎克伯格坐上国会听证席。一夜之间,民意从“怎么能监管Facebook?”变成了“怎么监管Facebook?”。在公众眼里,他从美国偶像,变成了全民公敌。



扎克伯格:从2012年的“美国偶像”到2018年的“全民公敌”


在中国,多家内容平台亦遭遇了“低俗”等指控。不过最令人心惊的,还是连续发生恶性人身案件的滴滴出行,以及案件发生后被曝光的乱象。


成为全球最大共享出行服务公司、全球市值最高创业公司、在《连线》杂志封面上被誉为“Uber杀手”的滴滴,如今身陷数起杀人案之中。



滴滴:从Uber杀手到……


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童话年代结束了。它们吹出的美丽泡泡曾经令人目眩神迷,但当它们迅速膨胀,成为庞然大物之后,人们猛然发现,它们成就的是一小撮人的财富神话,付出代价的却是整个社会:隐私泄露、虚假信息、仇恨言论、儿童上瘾、安全威胁、环境污染、无证厨房……



滴滴出行其实根本不是“共享经济”。


在9月份即将出版的《Platform Society》一书中,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几位研究者总结认为,互联网平台有几大特征:数据化(基于用户数据的商业模式)、集中化(垄断趋势)、个性化(例如个性化推送)、全球化(海外市场扩张),以及“模糊化”(obfuscation)


前面几个特征都好理解,惟独最后这个“模糊化”我们比较陌生。它指的是:这些平台公司往往会用一些美妙的词汇和说法,来掩盖背后的真实产品逻辑。


比如,Facebook说,它要把更多人连接起来,让世界联系得更紧密。但是它没告诉你的是,不是所有连接都是好的,比如当你把更多人和假新闻连接起来。它更没告诉你的是,其实它的最终目的,不过是把你和广告商联系起来。


另一个被广泛传播的美妙说法就是“共享经济”。我有闲余的资源、工具、房子、时间,拿出来跟人共享,换取一些收入,这是共享经济。但是很显然,滴滴不是。


如今的滴滴司机大多是专职,真正“下班后没事跑一单”的极少。这在世界各地都是类似的:上个月,经济学家James A. Parrott和Michael Reich发布了一项研究。数据显示,在Uber美国最大的市场——纽约市,有三分之二的Uber司机是全职开车。80%的Uber司机买车就是为了开Uber。


但是,这些全职在滴滴开车的人,和滴滴之间却不是雇佣关系。滴滴无需承担传统雇佣关系中的责任:各类保险福利、定期培训,以及正式劳动关系中的其他责任。


2014年新年前一天,一位Uber司机开车在旧金山的路口撞死了6岁的华裔小女孩Sofia Liu。出事之后,Uber的反应是:这个司机是我们公司的伙伴,是个“长期临时工”(contractor)。正因为他不是Uber的正式雇员,而是“第三方”,所以Uber宣称自己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。



也就是说,一方面,这些司机实际上是专职在滴滴、Uber这些平台上工作了;另一方面,滴滴又避开了雇主应该承担的各类责任。有人认为,这种对责任和监管的回避,其实正是这些平台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。


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当然是问题深重,但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并没有它们描绘的那样美好。在“创新”的表象之下,隐藏的是对责任的回避。



其实,平台的“黑化”是必然现象。


影响力越来越大、赚得越来越多,但在对平台上的服务提供者、消费者,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方面都没有跟上。巨大的权责不对等之下,人设不坍塌是不可能的。


很多人都知道,扎克伯格曾经一再表示,Facebook是科技公司,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媒体公司。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,承认了自己是媒体公司,就接过了媒体公司的责任:确保平台上信息的真实可靠,不断提高信息的质量。而对Facebook来说,这是巨大的成本投入。


其实,Uber的创始人也曾坚称Uber只是一家科技公司,不是运输公司。背后的原因如出一辙:承认自己是运输公司,就意味着要承担运输公司的责任,接受针对运输公司的监管。而这些,都是巨大的成本。


“我们只是科技公司”、“我们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工具”(所以我们不必检查平台上的内容真假、所以我们不必严格管理我们的司机),这样的说辞曾经能够迷惑不少人,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会买账了。


因为大家知道,这个世界上没有赚尽金钱却不必担责的好事。因为大家看到,疏于承担责任的平台,正在造成一桩又一桩的丑闻。


此次滴滴顺风车司机奸杀案后,不少人在滴滴官方微博下面留言说要卸载。这当然是一种意见表达,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——在这个垄断的市场中,你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。就像上半年有不少人宣布自己要退出Facebook,但Facebook的活跃用户数并没有因此减少。



当互联网平台已经具备了巨大的权力,如何监督这种权力就成为眼下的重要问题,这也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,它是全世界的问题。如何更多地给公民赋权,让公民参与对大平台的监督,是一个重要的方向。


这当然非常困难,但从互联网平台描绘的美好童话中醒来,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


只是这个醒来的代价,太大了。


在“创新”的表象之下,隐藏的是对责任的回避。